赵民按：

作者 | 雷颐

来源 | 天下经观

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中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去了”。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至少，直到20世纪40年代，法国大革命160余年后，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

现在，法国大革命才在法国政治中消失了，因为“今天，无论右翼还是左派，双方的说辞都为自由和平等弹冠相庆，而围绕1789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关系，也不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

1994年，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学界与公众对此并无特别反应，一片沉寂。2004年，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学界与公众对此仍无特别反应，仍是一片沉寂。

2014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突然火爆，各种纪念会、研讨会、讲座、出版物、电视、视频、新媒体……争先恐后、铺天盖地都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成为2014年最为抢眼的热点之一。

“甲午战争”2014年的火爆，无疑与当下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直接关系。现实的中日关系，激活了这一段已近沉睡的史实，使之重新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又成为一面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再次“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从学者的书斋转移到社会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其实，甲午战争应当反思的，不仅仅是战争本身、中日关系，而应是中国近代面临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此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虽然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但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应对失据、步步被动，各种问题、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因此，反思这段历史，还真不能不从头梳理。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之所以昧于世界大势，因为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论”“华夏文化优越论”、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迷思中，认为只有中国典章制度、声名文物才是“普世的”，因此只有华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边缘”，因此是野蛮的。

总之，这种“中心”与“边缘”之分、“普世”与“特殊”在历史中演变成文野之分，具体说就是“夷夏之辨”，要“严夷夏之防”，如果要变，也只能是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

因此，鸦片战争使林则徐认识到英夷船坚炮利的厉害，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之策却遭到“溃夷夏之防”的严厉指责；旨在启发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也遭冷遇。直到20 年后，曾、左、李在推行洋务时，“师长”之说才重受重视。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几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也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

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

在这些争论中“顽固派”很少从技术层面论证、反对新事物，而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这种对外来新事物首先要质问其性质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深厚传统和话语体系，使主张架电线、修铁路者长期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

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

近代从西方传来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不仅被鄙视为“夷务”，而且与侵略联系起来，主张学习者被攻击为“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

能不能“师夷长技”之争的核心是中国社会转型中西学（此时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问题，实质是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即究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一种“普世性知识”。

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世性、不应为“我”所有，且是对“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洋务派强调其能为我用，是对其“普世性”的初步承认。

其实，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地方”，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世性，那么所谓交流、交往将没有意义，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人类也不可能发展进步。

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引入之初被称为带有歧视性的“夷务”，到具有地域性的“西学”，都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过，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中，这种“地方性知识”迟早会被承认为“普世性知识”。

现代中国自然科学知识从“夷务”到“西学”，再到“新学”“通艺”，这种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现代中国从开始仅认其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最终十分被动地承认它为一种“普世性知识”的曲折艰难历程。

现代自然科学的引起都如此曲折艰难，现代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否承认其具有普世性必定更加困难。